辛追何比海昏侯
辛追何比海昏侯
—— 西汉帝国长沙与豫章的那些事儿
江西南昌新建墎墩海昏侯墓的发掘， 是汉代考古的重大事件， 也是近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 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 持续被社会所关注， 媒体的报道， 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社会和媒体对于考古的认知或有歧异， 不少人的观念还停留在考古就是挖宝的层次。 国人对于物事的看法， 也总喜欢做比较。 于是， 很快就有人将海昏侯墓与其他汉代考古发现比较， 马王堆汉墓则成为首选。 有媒体说， 海昏侯墓出土器物超过万件， 是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三倍， 其价值也远超马王堆汉墓。 这未免让马王堆有些难堪， 于是长沙的媒体反驳说， 马王堆与海昏侯墓并不是可以随便比较的， 马王堆汉墓拿得出手的特色宝贝远比海昏侯墓要多。
发掘现场精美文物的出土往往是最吸引眼球的， 但考古发掘是一个过程， 喧嚣过后， 实则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海昏侯墓价值的最终确定， 应该等整理完成、 考古报告面世之后。 这， 也正是学界和社会所期待着的。
当然， 海昏侯墓与马王堆汉墓还是有不少方面可以比较的。
发掘理念之比较
从学术角度而言， 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 无疑堪称当今田野考古的典范之作。 考古发掘从一开始就摈弃了旧式考古墓葬发掘方法， 不是直接挖主墓， 也不直接挖墓葬填土， 而是先做整体调查勘探， 找墓园、 找布局。 通过全面调查勘探， 摸清了海昏侯墓园的整体布局， 不仅找到了主墓、 夫人墓、 祔葬墓、 车马坑， 也找到了墓上建筑， 如园门、 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 还发现了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 不仅如此， 还发现了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以紫金城城址、 历代海昏侯墓园、 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 这些工作的开展， 对于全面了解海昏侯墓以及海昏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发掘主墓之前， 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 3座祔葬墓， 并解剖了 2 座园门、 门阙及相关墓园建筑基址， 最后才着手发掘主墓。 这样有计划、 分步骤地实施， 体现了先进的田野考古工作理念， 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和学科的进展意义重大。 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秉承着这样的理念， 因此获得了比发掘墓葬本身更多的成果。 当年马王堆考古发掘， 却是缺乏这样的理念， 墓道仅发掘一小段， 墓葬封土和填土的发掘没有分层， 甚至用推土机实施， 更没有对整个墓园进行全面调查勘探， 以至现在我们根本无法知晓马王堆墓园的基本情况， 它的布局、 园墙、 地面建筑遗存等都不清， 只能留下遗憾。
马王堆汉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发掘的，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无法求全责备。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发掘也从全国抽调了相关专家学者参与，后期的整理保护也采取了多学科合作。对于马王堆汉墓的保护和研究来说，已是比较全面而科学的过程了。也正因如此，才能将其发掘出土的文物较为完好地保护和展示，并持续为研究者提供信息。
出土文物之比较
马王堆汉墓由三座墓葬组成，三座墓葬出土文物总数，据考古发掘报告，一号墓共计“一千余件 ”， 二号墓 “总数高达 2721 件 ”， 三号墓“1684”件，照此统计，三墓共计出土随葬器物不少于 5400 件。不过，由于尸体、棺椁等大量遗存并非以随葬器物来统计，所以数字肯定要大一些。
另外，即使是随葬品，也存在统计标准不一的问题，如字数达11.5万余字的帛书就只能单独统计，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则出土文物总量显然远高于这一数据。马王堆汉墓的最大亮点是椁室未经盗扰，一、三号墓棺椁也没有坍塌，所以墓葬内遗物的保存程度较好。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彩绘帛画、素纱禅衣；三号墓出土了帛书、帛画及地形图、驻军图等。这些重要文物体现其在历史、科学、艺术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宝贵财富。
海昏侯墓出土了相当丰富的文物， 迄今出土金器、 青铜器、 铁器、 玉器、 漆木器、 陶瓷器、 竹编、 草编、纺织品和简牍、 木牍 （签牌和奏章副本） 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 这是在发掘现场和临时保护过程中初步统计的数字， 随着整理和保护过程的进行， 更加准确的数字当会最终确定。 海昏侯墓虽发生过盗掘， 但对主椁室的破坏不大， 倒是由于埋藏环境的缘故导致棺椁坍塌， 墓内大量有机物已经腐朽， 不可能发现像马王堆一样的锦衣华服， 即便如此， 海昏侯墓的出土物依然是惊人的： 第一是出土了大量的简牍， 内容丰富； 第二是出土了整套乐器； 第三是丰富的车马器； 第四是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铜钱； 第五是出土了大量黄金。 这些出土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极为难得的。
从考古发现来讲， 海昏侯墓和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文物， 都具有重要价值。 考古发现的重要与否，并不在于发现了多少宝贝， 而是其文物所体现的历史、 科学和艺术价值的重要与否， 以及这些发现对于认识和研究古代历史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作为考古工作者， 我们关注海昏侯墓并不是其发现了多少黄金和宝藏， 而是这样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西汉历史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
社会和媒体对于海昏侯墓和马王堆汉墓的比较， 大体是从出土文物的表象来说事。 当然， 表象的背后， 则是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 这也正是考古发现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所在。
见证价值之比较
从历史和考古研究的视角而言， 马王堆与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 是汉帝国时代南方社会的一个生动缩影。
西汉帝国前期的江南，主要是指现今湖南全境与江西西部一带，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所提到的南楚，再往东则称江西和江东，总之都是长江以南的南方地域。先秦时期，这里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化外之地，为南蛮和百越所居，对于中原华夏族群来说乃是落后的蛮夷地区。实事上，在中原夏商周三代历史进程中，南方也一直有所发展，江西、湖南也出现了如吴城、新干以及炭河里那样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产生了地方性区域方国，是参与早期中国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确因华夏正统之故，在中原族群的视野里，南方是中原文明辐射之外的洪荒之邦，南人是与华夏有别的蛮夷之人，是构建华夏民族祖先记忆中的异类。
南方的规模性开发， 是从楚国 “经营江南”开始的。 自春秋中晚期开始， 江南的开发就已经出现， 至战国时期愈盛， 湖南出现许多楚城和大型聚落， 这样的势头也波及到了江西这个地处吴头楚尾的地方。 秦统一六国后， 在湖南设置了洞庭郡和苍梧郡， 在皖西南及赣北设置了九江郡， 从龙山里耶秦简来看， 九江郡下或许还有一个 “南昌县” 。 西汉帝国建立以后， 在秦郡的基础上设置了长沙国， 并有武陵郡、 零陵郡和桂阳郡， 江西则有豫章郡。 长沙国的开国者吴芮是江西人， 秦时曾任番阳令， 秦末西楚霸王项羽因吴芮军功封其为衡山王。 汉帝国建立以后， 刘邦徙封其为长沙王， 由此开创了长沙国的历史。 吴氏长沙国的地盘包括了湖南全部以及江西、 广东的少部分， 是汉帝国的南方屏障。 作为出身江西的南方豪族， 在吴氏长沙国时期， 湖南与江西之间应有非常密切的交往， 长沙、 豫章的纽带也因这样的关系而得以加强。 长沙国的建立， 为南楚地区的发展和江山社稷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但是， 在国都长安人眼里， 这个地方仍是化外边陲之地， 即使到了西汉建国相当一段时间以后， 南楚仍然不被看好。 司马迁在 《史记•货殖列传》 中说 “豫章、长沙， 是南楚也。 南楚好辞， 巧说少信。 江南卑湿， 丈夫早夭。 ” 又说 “楚越之地， 地广人稀， 饭稻羹鱼， 或火耕而水耨， 果隋蠃蛤， 不待贾而足， 地埶饶食， 无饥馑之患， 以故呰窳偷生， 无积聚而多贫。 是故江淮以南， 无冻饿之人， 亦无千金之家。 ” 文帝时贾谊南放长沙， 也 “闻长沙卑湿， 自以寿不得长。 ” 颇为抑郁。 但是， 长沙、豫章却并没有成为西汉帝国的累赘， 而是以其广袤的地域和人民， 为汉朝的发展立下功勋。这里出楠、 梓、 姜、 桂、 金、 锡连、 丹砂、 犀、 珠玑、玳瑁、 齿革， 且 “豫章出黄金， 长沙出连锡。 ”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资。
不仅如此， 长沙、 豫章还是汉帝国南方重要的屏障和前哨。 西汉立国之际， 岭南地域已有南越国， 汉定天下以后， 刘邦并未派兵收复，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 “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 与剖符通使， 和集百越， 毋为南边患害， 与长沙接境。 ” 高后时因禁 “关市铁器” 而与朝廷交恶， 并 “以兵威边。 ……乘黄屋左纛， 称制， 与中国侔。 ” 后来中央与南越之间虽有君臣关系，但南越国仍意图维持其独立王国的地位。 再后来， 更有吕嘉杀南越王及王太后， 与中央抗衡。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秋， “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 出桂阳， 下汇水； 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 出豫章， 下横浦； 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 下厉将军， 出零陵， 或下离水， 或柢苍梧； 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 发夜郎兵， 下牂柯江， 咸会番禺。 ” 于是平定南越， 完成国家统一。汉帝国的五路大军， 其中四路是以长沙、 豫章为基地南下的， 足见当时长沙国和豫章郡地位的重要。
马王堆汉墓的年代是西汉前期， 其中二号墓的墓主轪侯利仓下葬年代约为前186年， 三号墓轪侯子下葬年代为前168年， 一号墓下葬略晚于三号墓。 一号墓的主人辛追， 是利仓的妻子。 海昏侯下葬年代为前59年， 比马王堆汉墓晚了百年以上， 已到西汉中晚期， 二者年代有很大的差异。 还有一些差异体现在墓葬制度上， 抛开随葬器物不论， 单以棺椁制度， 即可看出差异性。 如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辛追享受列侯待遇， 其棺椁结构为一椁四棺， 有四个边箱，这样的布局与战国晚期楚国的墓葬结构完全一致， 故马王堆汉墓为楚制。 这是因为西汉早期南楚地区还承袭着楚文化的风格， 楚俗被明显保留着。 这样的情况也见于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 该墓的墓主为第一代沅陵侯吴阳， 是第二代长沙王吴臣之子， 墓的下葬年代为前162年， 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下葬年代大致相同。
该墓的棺椁制度也是遵从楚制， 为一椁一棺。海昏侯墓基本看不到楚制的影响， 完全是汉制， 其墓室由主椁室、 过道、 回廊形藏椁和甬道构成。 棺柩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 使用内、外两重棺， 并与主椁室、 过道、 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 这样的布局完全采用属于西汉中晚期采用 “汉制” 埋葬的列侯墓葬形式。 与海昏侯墓大致同时的列侯或王墓， 湖南也有发掘， 长沙风篷岭一号汉墓的墓室结构， 也大体与之相似。 这说明到了西汉中后期， 原来南楚地区已经脱离楚制， 完全采用了汉制。
马王堆、 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也见证了长沙、 豫章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西汉前期， 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较低， 财富积累较少， 国家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文帝下令薄葬， 应是基于财力较弱的缘故。 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以漆木器、 服饰和简帛为主， 或许也表明西汉前期社会生产力较低。 就长沙汉墓来说， 西汉前期墓葬中金器、 铜器和玉器的随葬都很少， 大多以漆木器随葬。 如西汉前期长沙渔阳墓出土的主要是漆器和陶器， 金器仅有扣饰。 长沙砂子塘M1也是一座西汉前期的大型墓葬， 1941、 1947年遭两次盗掘， 1961年进行了发掘， 该墓出土大量漆木器， 却只发现一件铜镜、 一件玉璧， 没有见到铁器、 银器和金器。 但是， 西汉中晚期就不一样了， 长沙风篷岭一号汉墓出土金饼 19枚， 每枚重250.5克， 青铜器也有二十余件。 西汉晚期张端君墓出土了铜器101件， 漆木器数十件。 虽然这些墓葬均遭盗掘， 出土物不足以反映墓葬的真实情况， 但至少让我们了解到西汉中晚期已经较前期富裕很多。 长沙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情况同样可以佐证这一变化过程，如西汉前期中小型墓葬规格小， 随葬品不丰富， 多为陶器； 晚期墓圹加大许多， 小型墓减少， 陶器中出现仓、 井、 灶等表现财富的器物，普遍随葬铜镜， 且这些变化基本与中原一致，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出西汉晚期要比西汉前期富裕， 也反映出长沙地区社会制度的演变已经大体与中原同步。 另外， 从其他考古资料还能够看到， 西汉时期， 尤其是西汉中晚期， 湖南、江西地区的聚落、 城址和墓地的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和扩大。 海昏侯墓更是生动的例证， 虽然因为刘贺特殊的身份和背景， 其随葬物可能远超一般列侯， 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百十年的发展，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所以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 铜钱、 车马器、 玉器、 青铜器等极为丰富， 极为奢华。 如果不是因为棺椁坍塌， 若有机物能够完整保留， 则定会出土精美的服饰、 帛书或者帛画之类。
从马王堆到海昏侯墓， 从长沙国到豫章郡， 大量的考古发现均见证了西汉晚期社会的富庶繁荣， 见证了江南的利用与开发， 原来的卑湿之地已经变得富饶了。 由此， 我们认识到，马王堆与海昏侯墓的发掘， 实则见证了南方的开发和其在中国化进程所发挥的作用， 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 它们所出土的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灿烂的瑰宝。 并在历史、 科学和文化艺术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摘自《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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